1917年，傅烈怀着“科学救国”的激情，考入九江南伟烈教会大学。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，他深受鼓舞，立志革命。其父为了拴住他的心，聘临川毓灵女子学校毕业的陈才用，与之结为夫麦。此时正是中华大地风雷激荡的年代，傅烈受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，决心投身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，却遭到其父的坚决反对。陈才用卖掉陪嫁的5亩良田和金银首饰，凑齐300元旅费，支持丈夫留学。

傅烈、陈才用夫妇

傅烈在法国参加了由李维汉、李富春发起组织的“工学世界社”，在斗年中结识了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一批共产主义者，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“中国少年共产党”的筹集人之一。周恩来任“少共”旅欧支部书记，傅烈任直属巴黎支部书记。1924年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，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。1925年夏回国，分配在广东区委工作，陈才用也来到广州，与傅烈一起投身革命，参加广东省妇女协会工作。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，傅烈任江西区委组织部主任兼军委书记，陈才用分配在南昌妇女协会工作。

（前排右二为傅烈）

1927年，四川发生“三三一”惨案，杨闇公、冉钧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，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，群众斗争出现“群龙无首”的局面。党中央派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傅烈前往四川，委以“重建党的组织，开展武装斗争，打开新局面”的重任。8月，傅忍带着周贡植、刘大元、钟梦侠等同志，历经艰险，在国民党警察、特务如麻的重庆建立四川临时省委，任临时省委书记。陈才用也抛下未满周岁的儿子，与傅烈一道来到重庆，在省委机关担任录事工作。9月，傅烈主持召开临时省委会议，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，肃清陈独秀右倾错误在四川的影响，确定开展武装斗争的总方针。他清理遭到破坏的党组织，登记党员，重建重庆、成都两个直辖市委和万县、宣汉、达县、涪陵、蒲江、南溪、绵竹7个县委以及13个特支、4个通讯点。巴山蜀水重新扬起“斧头、镰刀〞的战斗旗帜。

1928年2月，临时省委在铜罐铎举行扩大会议，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，傅烈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。会后，他深入川东各地，秘密组织农会，发展党团组织，建立起一支有几千人的川东游击队，开展抗粮、抗租、抗捐斗争，点燃了声势浩大的“万（县）达（县）大暴动”之火，并很快蔓延到全省各地，使得四川反动当局胆战心惊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3月9日下午2时，傅烈在重庆兴隆巷8号参加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时，不幸被捕，军阀王陵基亲自审讯：“你不怕死？” 傅烈大义凛然地回答：“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！”“你的同党有多少？”“全四川人都是！”王陵基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叫嚷：“给我用刑，用重刑！”

陈才用得知丈夫被捕的消息，立即将党的重要文件转移到中央负责同志手里，然后日夜兼程赶回临川老家，变卖家中土地、房屋等所有值钱的东西，并得到一些亲友的支持，筹足5000多块大洋，匆匆赶回重庆营救丈夫。

在狱中，敌人将煤油灌进傅烈嘴里，用铁丝穿透拇指吊打他。傅烈指头被扯断昏死过去，被冷水冲醒过来后，仍然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们要我交待同党的名字，这是我们党的秘密，你砍我的头，我也不说！〞凶恶的敌人对他使尽种种酷刑，也未能得呈。

4月 3日，傅烈在重庆朝天门外高呼着口号英勇就义。临刑前，他给父亲、妻子各留下一封绝笔信，宽慰父亲：“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，若干年后，你一定会理解的！〞并交待妻子“要继承革命遗志，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”。傅烈用“拼将五尺头颅血，争得神州遍地红”的铮铮誓言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。

陈才用在返回重庆的路上，得知傅烈已英勇就义的噩耗，怀着极大的悲痛，含含泪与同志们一道把傅烈遗体安葬在重庆江西会馆附近。